一是公眾對核電安全性的擔憂和“鄰避效應”日益凸顯。公眾的擔憂和核恐懼是核電發展的制約因素,日本福島核事故的發生,極大地刺激了公眾的恐核心理,核電“鄰避效應”日益凸顯。2015 年8 月,中科院核能安全技術研究所所作的2600余份有效調查問卷中,60%的受眾表示未被告知核電的安全性。在受訪的人群中,表示支持核電發展的人并不希望核電站建在自己家門口。近年發生的廣東江門“反核燃料廠事件“、江蘇連云港”反核廢料事件“等說明民用核設施的“鄰避效應”依然嚴峻。公眾對核電的理解及支持已經成為核電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加強科普宣傳和輿論引導,減少并消除人們對核能利用的擔心和恐懼,已成為核電發展的重要制約。
二是建設拖期、部分標準缺失導致核電建造成本高,經濟性受到影響。核電項目投資巨大,建造周期長,從建設到并網發電,中間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造成工期延誤和投資成本上升。據《原子科學家公報》報道,2017年全世界在建的55座核反應堆中,有60%面臨延誤和預算超支。第三代核電建設普遍出現了工期延誤,芬蘭和法國的EPR 項目和美國AP1000 項目均出現超支和工期延誤,給阿海琺和西屋公司造成重創。中國的第三代核電建設也出現工期延誤、建造成本增加等問題,對首批三代核電的經濟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同時,部分涉核標準缺失,導致成本增加。一些制造工藝復雜程度不斷提高,材料標準要求不斷提升,以及核電常規島部分遠高于煤電建設標準等情況,安全冗余度越來越大,無形中抬高了設備制造、核電機組建造和運行成本,使得核電的市場經濟性面臨著日趨艱巨的挑戰。
三是利用小時數、交易電價下降給核電發展帶來壓力。中國經濟和電力供求關系進入了新常態,競價上網、限制上網電量等措施的實施,使核電設備利用小時數下降,降低了
核電利用水平,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2017 年全國核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數7089 小時,設備平均利用率81.14%,紅沿河、昌江、防城港等核電機組設備利用率較低,部分機組設備利用率低于70%。2018 年核電設備利用小時為7184 小時,同比提高95小時。與2017 年相比,大部分省份核電利用小時有所提高,僅江蘇和廣東分別下降268和1053小時。核電與其他形式電源在電力市場競爭激烈。市場電量比例逐步上升。部分核電企業2017 年市場電量為20%左右,個別省份(福建)接近50%。核電交易電價既低于核電標桿電價,也低于煤電標桿電價,企業盈利能力下降。
四是投資主體的局限性制約了核電發展。目前,除中核、中廣核之外,國內五大發電集團或多或少涉足核電產業,其中,國家電投走的靠前,擁有了自己的三代非能動系列技術,華能控股建設高溫堆,大唐、華電、國電也參股投資了不少核電項目。可以說,五大發電集團對核電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華能、大唐、華電、國電十幾年的努力,開發了不少核電廠址,但仍未實現控股壓水堆項目的突破,耗費的財力是巨大的。常規電力與核電有區別,但也有共性,它們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產業和公用事業,都是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和能源工業的中心。核電可以充分借鑒我國電力市場體制改革四十年的經驗成果,重點應該堅持市場化取向,在深化改革中解放思想,開放投資市場,激發市場活力,加快推進核電投資主體多元化、市場化。這對加快發展核電是有利的。
(摘自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專職副理事長魏昭峰在中國核能可持續發展論壇——2019年春季國際高峰會議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