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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業是高科技含量的長鏈條

1938年德國化學家奧托·哈恩（Otto Hahn）和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首次發現了核裂變現象；1939年，H. V.Halban等人證實了每次裂變大約又會釋放出來2~3個中子，打開了通向原子能利用的大門。20世紀初葉，是引人入勝的核科學發現階段，包括核結構、放射性、核裂變、核聚變等核物理學的革命性發現，使人們對物質世界的結構有了全新的認識，產生了顛覆性的核能和核技術，對全球能源、經濟、軍事、政治乃至文化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核科學基礎性研究包括基本粒子物理與高能物理、核天體物理、高能重離子物理、核化學與放射化學、核材料科學與技術等，各類加速器技術、核反應堆技術、散裂中子源、核輻射探測器、核電子學技術等核技術研究手段廣泛應用于各領域科研生產的方方面面。核能產業是我國少數幾個能夠有實力和勢頭在世界上獲得核心競爭力的高新技術領域，也是做強我國制造業的戰略性產業之一，每個環節都有豐富的科學、技術和工程內涵，對國家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有很強的帶動作用。

從前端的核地質、核礦業、核燃料循環、核儀器和核裝備制造到中端核武器、核動力、核電、核供熱、核技術應用再到后端乏燃料處理、核設施退役、核廢物處置，核事業是高科技的綜合集成，技術含量高，產業鏈條長，是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

核事業是軍民融合的大平臺

20世紀中葉，各核大國有了核燃料技術，因為政治和戰爭的需要，使大規模的核能釋放首先以武器形式實現，被用于發展軍、核武器。人們在認識核能空前巨大作用的同時，也認識了它巨大的破壞殺傷力。核武器成功研制后不久，理智的各國紛紛推進核能和平利用，發展核電、核供熱、核技術，并廣泛應用于農業、工業、醫療、航天等領域，社會、經濟效益顯著。

60年前的中國，剛走上和平發展道路不久，工業基礎很薄弱，科技水平相當落后，物質條件極其困難，但面對國際核威脅和核訛詐的環境和背景，國家毅然決定研制核武器，這是一個從國家戰略高度出發作出的政治決策。中國的核武器是使中國人民腰桿硬起來的技術，從事核事業的人們（包括做出突出貢獻的老一輩科學家、兩彈元勛，核武器事業的決策者、領導者、管理者，工人、解放軍，更多的是默默奉獻的無名英雄和全國各行各業支持者），從長城腳下到青海高原，從新疆戈壁到蜀道深山，背負著民族希望和歷史使命，潛心鑄造大國重器，創造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核武器高效發展道路，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鑄就了共和國和平發展的核盾牌。他們不僅創造了載入史冊的輝煌業績，也創造了與偉大事業相應的崇高價值觀——“鑄國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我理解最核心的就是“以民族振興為己任的奮斗精神”，這是一筆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價值觀多元化的今天，傳承和弘揚這種精神，用以武裝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是意義深遠的一項基本任務。

我國發展核武器的初心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中國是“無核武世界”思想的最早提出者。目前，人類還沒有覺悟到放棄核武器的程度，“大同世界”還只是古代哲人的美好理念，立足現實，我國必須確保核武器戰略力量的先進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核事業的歸宿是造福人民，讓人民享受安全的核電、核供熱、核動力等，讓核能為國家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服務。截至2016年9月1日，全球有31個國家運營447臺商業反應堆，總裝機容量3.9億千瓦，提供全球約11.5%的清潔、基荷電力；有55個國家運行245臺研究堆；還有180臺反應堆為140余座艦船和潛艇提供動力。IAEA等多家國際機構早在2014年預測，到2030年，核電裝機容量仍將維持正增長，增長范圍在8%~88%之間，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但世界核電發展的總趨勢沒有根本變化，核電仍然是理性、現實的能源選擇。

保安全、強基礎，以堅定的國家戰略促進核事業更好發展

核安全是核事業的核心，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是涉及到國家長遠發展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項。國際上的幾次核事故，為核電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推動了核電安全和監管水平的進步，增強了人們確保核安全的能力和信心。我國核電行業與國際最高安全標準接軌并持續改進，我國核能法律體系日臻完善,《核安全法》已于2017年9月1日正式通過,《原子能法》立法正在積極推進。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在核科學、技術及軍民應用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也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核安全業績。

核能發展進入新常態，社會的廣泛支持，是做強核事業的基礎。人類科技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科學技術都有雙刃劍的性質，核事業的發展也有一個產生、發育直至成熟的過程，馴服核能為人類造福，其間有些挫折也是在所難免的，要讓公眾理解我們做每一件事情都謹小慎微，自始至終把安全作為首要之重，對核能的認識已經達到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

對待核事業和對待任何科學技術一樣，需懂得如何趨利避害。公眾是核事業的主人，而不只是科普的對象，要通過制度化、常態化的機制，建立政府主導，公眾、企業、專家協同參與的機制，形成一套完善的科學、民主、透明的決策程序，做到責、權、利清晰。要推進和完善公眾深度溝通，進一步強化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化解信息溝通不對稱的矛盾，使大家對項目的科學性、可行性、項目風險和利益達到高度共識，保障公眾的合法權益。要讓公眾提升科學認知，認識到自己是核能、核技術、核電的受益者，而不是風險的承擔者，破解“談核色變”現象，化解“鄰避”問題變成“鄰利”關系，打造政府、企業、公眾鐵三角，提高核能社會接受度和全社會對核安全的信心，這需要下決心和功夫才能真正做好。

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荷蘭海牙核安全峰會上指出：“發展和安全并重，以確保安全為前提發展核能事業。……和平利用核能事業，如同普羅米修斯帶到人間的火種，為人類發展點燃了希望之火，拓展了美好前景。”核事業是國家核心利益之所在，是搶占全球科技優勢制高點的重要高地，其安全和規模化的發展也是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建設的重要標志之一。

我國核事業發展不僅要建立在最先進而又可靠的科學技術基礎之上，更需要一個廣泛穩定的社會基礎和利益共同體，我國的核事業將在更堅實的科技基礎、制度基礎、文化基礎和社會基礎之上走向未來。理性謀共識，科學謀發展，讓核事業為國家和人類的美好明天再創輝煌！做強核科學、技術、產業是國家戰略，堅定的核戰略不可動搖！

（本文由作者崔磊磊據杜祥琬院士在黑龍江牡丹江市中國核產業發展高峰論壇報告整理而成，經杜祥琬本人審閱授權發表。作者單位：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